每到麦收季节，看到田间地头忙碌收麦的农人，总会忆起我的母亲。母亲与麦子，那些终年难忘的场景，立马浮现在眼前。
母亲生于上世纪20年代，受社会风俗的影响，年轻时就裹脚，是当时农村典型的小脚女人。我们家里有兄妹八个，我是老小。父亲去世得早，母亲相继把剩下的哥姐拉扯成婚，出嫁的出嫁，分家的分家，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了。那时母亲已年逾六十。
身处农村的母子俩，唯一的生活依靠便是那三亩土地。秋播小麦、夏种玉米，一年两季，循环种收。地亩不多，种植单一，看起来没有啥难处，但对一老一小的母子俩来说就不一样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收麦子。麦子成熟时要抢收，收割晚了麦子会朽头，麦穗、麦粒在收运时会掉落，减少收成，这对“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来说会很心疼。母亲种了一辈子庄稼，当然知道抢农时的重要。家里没有壮劳力，只有早去晚归多花点时间，才能不误麦收。那时，学校放麦忙假，母亲天不明就把我叫起，娘俩拉上地板车，带上水和饭食，摸黑赶到地里，摸索着一把一把地割起来。割麦子不仅需要耐力，还是个技术活，压垅、拉镰、打腰、扎捆等，母亲动作虽慢些，但很娴熟利索。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往复着这些动作，努力追赶割在前面的母亲。
等到邻地的叔叔、婶婶们进地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小麦割了大半截了。看似割在了别人家前面，但我们娘俩的速度明显减慢，天气干热，我们干得又早，不到晌午就已经累得腰疼背酸，四肢无力。我割个一两步，就直起身子活动一下腰，望着剩下的麦垅，总是感觉越割越长，实在是不想下腰。母亲瞟见我时常站着，就默不作声地拐个弯帮我割上一截，我前面的麦垅就成了一段一段的间隔着，自然前进的速度就快了许多，有时猛然间就赶上了母亲，短暂的兴奋一下子袭上心头，弯下腰起劲地割起来，唯恐又被母亲落下。
这时母亲也高兴起来，笑着对我说：“割麦子就讲究个韧劲，越歇身子越酸，越不想下腰。”割得时间长了，弯下的腰实在是直不起来，割到地头或中间有垅沟的地方，母亲就把腰放在垅沟沿上，把直不起来的腰再“硌回来”。学着母亲的样子，我也把腰“硌”在垅沟沿上，那种感觉还真是舒服。
三亩地的小麦，我们娘俩紧赶慢赶最快也得两天割完。白天赶着收割，晚上趁着凉快还要拉运。拉运麦个子，最难的是装车和用绳子缆车，这都需要技巧和力气，而我们娘俩都没有。如若麦个子在板车上摆压不结实，缆绳又收不紧，板车在路上颠簸，麦个子很可能会脱落。有一次晚上，我们拉到半路的一个斜坡，满车的麦个子突然散了架，不少滚到了路边的沟里。我围着东倒西歪的麦个子急躁地转圈，嘴里叽叽咕咕骂个不停，到底骂谁连自己都不知道。而母亲已把沟底的麦个子一个一个抱上了路边，又开始清理板车上剩余的麦个子，招呼我重新帮着装车，嘴里念叨着：“哪有一帆风顺的事，有难处得想法解决。”此后的拉运，我们有了“经验”，人家装得又高又宽一大车，我们只拉多半车，宁愿多跑几趟，也不想路上出问题。
清晰记得，我家麦地与麦场相距得远，拉运一趟来回至少一个小时。我在前面驾车拉，母亲在后面扶车推，六十多岁的一双小脚，天黑路颠，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母亲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的走过。
麦子拉运到麦场里，要进行脱粒，俗称“打麦”。那个年代，“打麦”普遍用的是老式打麦机，机器运转起来，需要六七个人配合才能正常工作，往往是两三家人合伙才能完成。母亲主要负责把打出来的麦粒推拥到一边，以防麦粒越积越高，影响机器工作。这一岗位不需要连续作战，可以间歇，这是大家对母亲年高脚小的照顾。我的岗位是站在机器前面，把打出来的麦穰挑到一边去，然后有人接着把麦穰垛成麦垛。挑麦穰的岗位看起来轻巧，干起来却不容易，机器甩出来的麦粒击打在地上，又反弹到手上脸上，像针扎一样作痛；麦穰从机器“肚子”里连续不断地喷出来，刹那间堆成小山高，必须尽快挑开，想偷会懒都不可能。
由于是几家合伙，一家接着一家打，连续“打麦”一天一夜是很正常的事。那时，我年龄尚小，经受不住一天一夜的折腾，在换下一家挪动机器的时候，我常常会一头栽倒在旁边的麦穰上，连累加困很快睡得死沉。每当此时，母亲舍不得叫醒我，就把我的岗位包揽下来，一个人做两样活，那双让人担心的小脚，在机器前来来回回穿梭不停。大家都感觉“打麦”很累，但母亲却有使不完的劲，在她看来，夏收收获的不仅仅是麦子，而是未来生活的底气，她要全力保住这个收成。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扬场”。小麦脱粒后麦粒与麦糠混杂在一起，要用木锨迎风抛洒，借助风力使麦粒与麦糠分离。“扬场”这活计我和母亲都做不来，很多时候都是分开过日子的哥哥或邻居帮忙来完成。但各家都在抢收麦子、打麦子，唯恐下连阴雨麦子生芽，那可是不小的“天灾”，所以，平常时候得把自己家的活忙完才能给别家帮忙。母亲有时等不得，自己不能“扬”，她就用簸箕来“簸”，两千多斤的麦子，“簸”了整整一夜。我头一天还围着粗糙的麦堆看着发愁，第二天早上却看到母亲正在铺晒干净的麦粒，当时我心中溢满说不出来的滋味，忽感隐隐作痛！
初中毕业那年，我一直梦想着考个中专，中专是包分配工作的，而且还不交学费和生活费，这样会给家里减轻很多负担。可惜的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学生的想法与我一样，报考中专的人很多，我以8分之差没能如愿以偿，划入滕县二中的录取线里。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犹豫了两天，迟迟未下决定。母亲很懂我的心事，说“只要你想上，砸锅卖铁也供你”。第三天，母亲出去了一上午，我知道她是去找亲戚邻居们借钱了。
晌午饭前母亲回来了，老半天不说话，在我的催促下，很忧郁地掏出2元钱放到桌子上，说“明天我再赶集卖两袋小麦就差不多了”。第四天，母亲用地板车拉着两袋小麦去赶集，晌午过后两袋小麦又拉了回来，说“明天再赶个集，看看能卖个好价钱不”。当时的我心里五味杂陈。我是很想去上这个学，若是去找找分家过日子的哥哥姐姐，也能凑齐入学的学费，但，三年的高中，总是靠借钱、卖粮和求助哥姐支撑，能维持多久？！再说，每季的小麦收成，除去上交的公粮，剩下的仅是一年的口粮和日常花销，靠卖粮食上学，以后的日子还不知要拮据到啥样！
我很懂母亲的心情，她知道收获这些小麦的艰辛，甚至把手里的麦子看作比命还金贵，但为了我上学她舍得卖，宁跑两个三个集，也要卖个好价钱。那一夜，我的大脑一刻也没安静下来，自那时起才知道什么是失眠。我无法再忍睹母亲颠着一双小脚拉着地板车去卖粮，哪怕跳不出“农门”，我也不能再给母亲增添负担了！第五天，我毅然选择了复读，劝着母亲把两袋小麦卸下了地板车，倒回了泥缸里。
后来，我上了滕县师范。如我想象的那样，上学的费用很少，除了必须的开支，我也很少花钱，这的确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为了节省车费，同学们一般是每周回家一次，我则是两周回家一次。有一回隔的时间长了，母亲委托本村的校友捎来2元钱，让我用作添补生活费。2元钱，在外人看来的确是少，但在我心里的分量却是很重很重。有一天下课后，我惊奇地发现，母亲正坐在教学楼前的花池子上，正四处寻我，身旁还放着一个粗布包裹。我把母亲搀到宿舍，多打了些饭菜算是招待。母亲打开包裹，里面是我最爱吃的家乡特产“缸帖子”（细面加点油、盐、芝麻等放在圆形壁炉里烤出的帖饼，个大，色亮，酥香），有20个左右。母亲抱起一摞，同室11个同学每人发一个，乐的同学们比得了奖学金还高兴，母亲脸上也挂满了笑容，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开心。母亲“分缸帖子”的举动令我很诧异，“土里刨食”的艰辛让她惜粮如命，这20个“缸帖子”很可能是她扛着半口袋小麦到街上换来的，能如此大方地分给同学们品尝，这是我着实没有想到的。我当时心里嘀咕：我小看了母亲！
母亲七十多岁时，兄弟几个体恤母亲的身体，劝着母亲把地给了哥嫂耕种。可是每到麦收季节，母亲还是闲不住，邀着邻里的三两个老年人，到收割完的地里捡拾麦穗，有时带点饭食和茶水，一拾就是一整天，一个麦季要捡拾十多天。意想不到的是，母亲把捡拾的麦穗通过在家院子里晾晒、拍打、扇簸，竟然能收获两胶质袋子干净的麦粒，少说也有一百多斤。母亲偷偷告诉我说“自己挣来的粮食，吃着舒服”。后来我了解到，母亲每年捡拾的这些小麦，平时换个缸帖、烧饼等，自己能吃个小半年。
母亲八十五岁那年，医院。医院处在矿区，也是农村。住院期间，医院外面的地里走走。那年正是11月份，天有些清凉，外面的行人大多穿上了厚衣。我拗不过母亲的坚持，经过一番“保护”后，医院南侧的田地里。
深秋的田野，满眼都是葱茏的麦苗，微风吹拂，麦波荡漾，仿佛又能闻到夏日的麦香，沁人心脾，油然陶醉。母亲在麦垅里站一会，又在田埂上坐一会，掐了一根麦叶，自语道“明年肯定又是个好收成”。此时此刻，我才恍然明白母亲为什么执意要到麦地里来，幸好我遵从了母亲的执拗！
住院时间不长，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母亲走后十多年，我至今还感到母亲就在身边。母亲与麦子，那些饱含凄苦与幸福的记忆，时常萦绕着我，更鼓励着我——
每到麦收季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到田间地头一次，看看收麦的场景，母亲颠着小脚收麦子的身影就会浮现在眼前；每当我工作生活上遇到了困难和挫折，总会想起母亲说过的“哪有一帆风顺的事，有难处得想法解决”，浑身就会充满了继续前进的韧劲；不论当教师还是做学校管理，但凡自己能做的事情，我不等不靠不推脱，总是积极努力地去完成，这源自两千多斤的麦子“簸”了整整一夜的母亲给我做的示范；对公对私，只要能帮到别人，我便从心里感到高兴，那种感觉与当初母亲给宿舍同学分缸帖子时脸上洋溢着的幸福是一样的；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起来，而我越发地喜欢吃小麦煎饼，每当我下意识地拾起掉落的每一个煎饼片时，眼前仿佛看到母亲颠着小脚到收割完的地里捡拾麦穗的身影……
母亲并没有给我们兄弟姊妹留下任何的遗产，却又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无形的财富。
——END——
作者简介：崔正茂，滕州人，从事教育工作35年，期间任校长18年，现任洪绪镇教育督学。喜好阅读、旅行、登山等，长于研究、思考教育，闲暇之时善写教育随笔，多篇研究成果在省市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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